[19]有学者将党的领导、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大局视为改革开放30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经验。

[57] 监督绩效观对监督理念和实践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破除地方保护主义、解决跨区域执法难题、分享执法经验，此为利他。

他呼吁：执法检查应当包括审查各部门各地方为实施法律而制定的有关法规、规章与决定等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与适当性。程先生甚至一度曾提出过如下主张：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权力直接来自人民，它能够对国家的一切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并实施监督，其他国家机关不能脱离或者违背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意志而进行活动。有学者建议：权力机关的监督需要为其行使否决权和罢免权提供可操作的法律程序，制定适合于各级人大监督权行使的《监督法》对于发挥人民代表大会自身的监督问责作用至关重要。[64]滕修福：《过于强调支持监督易缺位》，载《浙江人大》2014年第8期。李忠夏教授也指出，‘中国共产党—全国人大的二元结构构成了政治系统运行的基础，形成了人民民主在事实层面和规范层面的联结和互动，并构成了‘公意或者政治统一意志的形成机制。

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韩晓武先生在有关监督工作的讲座中提出：在具体的监督工作中，不仅要把经常性的监督形式用好，还要根据实际工作需要，把法律规定的其他监督手段也适时用起来。在宪法所确立的各司其职的权力配置框架下，人大尤其不能任意干预作为监督对象的其他机关法定职权的行使，更不能代行这些机关的职权。与此同时，我们亦应辨识到，虽然单纯合宪认定方式中法官并未结合事实就法律做出合乎宪法的解释，而只是简单地认定法律具有合宪的正当性，但是实践中法官为了使得自己的论证说理更为安全和丰满，往往将合宪性解释的过程（尤其是宪法解释的部分）隐藏起来。

进入专题： 行政处罚 援宪说理 合宪性解释 。甚至在基本权利限制方式中，纵然存在法院限制基本权利时没有经过原则权衡的缺憾，不过该方式的内在理路仍是将宪法融入下位阶法律的认知活动，以试图消解行政处罚决定的违宪疑虑。正文中的宪法原则（价值）可视为正当性理由，而具体法益则是目的性理由。从这样的结构安排可见，中国宪法基本权利规范具有外在理论的特征：基本权利所保障的是初步性的权利，只有当公民属于初步保障范围的行为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一限制条件成立时，该行为始得被排除在基本权利确定保障的范围外。

[22] 颇值得注意的是，在成怀山诉昆山市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案（2014.05）中，法院根据案件事实，指出公民有言论的自由，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援引《宪法》第35条和第41条之规定），同时又指出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援引《宪法》第38条之规定），这实际上明确了本案构成了言论自由批评建议权和人格尊严之间的冲突，即原告成怀山在行使其言论自由和批评建议权时，和他人的人格尊严产生了冲突。因为没收违法运输木材的行政处罚决定不能侵犯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否则便不符合行政处罚权的合法要件而构成违法。

综上，关于法益衡量的运作程序，绝不是一个单纯做出实质性结论的过程。不过相较于合宪性选择，合宪性填充为法院所更多运用。而价值冲突规范，则通过个案中的法益衡量最终确定了具有优位地位的宪法规范。采限缩解释，是因为公安机关基于保护国家领导人的名誉等利益而对侮辱做了宽泛的理解，方才做出处罚决定。

[2]2008年1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做出《关于废止2007年底以前发布的有关司法解释（第七批）的决定》，其中共废止了27项司法解释，每项都附有简短的废止理由（如情况已变化或被新法取代）。3．个案中原则权衡的缺失 在基本权利限制方式中行使权利侵犯他人权利或妨碍社会公共秩序这一限制条件的粗糙运用，实质上导致了法院在做出限制某基本权利的最终决定前，缺失了结合个案事实在该基本权利与限制条件之间进行权衡的环节。虽然在宪法优位的法秩序中，所有法律必须被解释为与宪法一致，但是并不是所有法律规范都有作合宪性解释的可能性。至于运用界限，解释者应对行政处罚规范的文义限度有充分自觉，其运用亦不得与行政处罚法定原则相抵牾。

参见前注[45]，卡尔．拉伦茨书，第299页。[24]苏永钦教授在研判几种近似合宪性解释的决定方式时，亦将此种方式称作单纯合宪认定。

这主要还是从功能主义角度对法院援用宪法作为理由依据的一个总体描画。1．合宪性解释的前提条件 有学者指出，当法律条文之规定至为明确时，不应适用法律的合宪性解释。

[31] 当然，立宪主义宪法理论并不完全拒斥基本权利规范在私领域的适用。成怀山案的基本事实是：2013年成怀山在手机QQ群江苏民主民群发表了七头狼要召开十八街葬钟全会。（二）援宪说理实践方式中的合宪性解释因素 如果援用宪法说理的方式违背规范主义的法律方法与宪法原理，也会因为方法和智识上的纰漏而致使其说理能力极为有限，更难于从中析出合宪性解释因素。参见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宁行终字第74号行政判决书和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内09行终7号行政判决书。本案中，成怀山根据当前政治情势而追求自己表达政治见解（即便是情绪化的、调侃性的）之意愿、形成网络政治舆论之目的时，对国家领导人的具体影响并没有逾越必要且适当的范围。[27]另两个案件分别是杨鸿诉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不履行法定职责案（2001.08）和王素兰与四子旗公安局行政处罚上诉案（2017.05），均涉及《宪法》第41条（控告权利）的援引。

前者如吴永红诉凯里市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案（2015.04），法院首先援引《宪法》第39条（居住自由），并顺势指出住宅不受侵犯是公民依法享有的基本权利，而后援引《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68条规定，并认为当接处警行为确有必要立即检查公民住所的，必须有证据表明公民住所内正在发生危害公共安全、公民人身安全的案件，不立即检查可能对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造成重大危险。通过审视当前援宪说理实践方式，其内部与行政处罚规范合宪性解释存在疏离，亦有耦合之处。

[34]正是由于国家行为学说认定违宪的主体是准国家权力主体而非公民个人（虽然可能构成同一主体，但是法律身份并不相同），所以该学说也无法为公民附带违宪方式提供理论依据。具有普适性的合宪性解释方法的完整运用思路如下： 第一，法律规范之识别。

二是宪法上的非基本权利规范为案件中行政机关或受处罚人设置了规范要求。第三，合宪性填充或选择。

[44]虽然正当性理由化约成目的性理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是一个正当性理由一般而言可以还原成（reducible to）或衍生自（derivable from）一个目的性理由。（二）合宪性解释遵循的界限 由于宪法的抽象性及其背后政治性因素，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合宪性解释本身的不确定性。价值冲突规范背后蕴含宪法上相冲突的多项原则（价值），为何选择此原则而非彼原则所承载的宪法规范、并据此作为合宪性解释依据，这是法院在合宪性解释过程中所应负有的司法论证义务。这是基于保障隐私权的需要而对公安机关在办案中提出必要的保密要求。

但考虑到，无论是针对何种性质规范的合宪性解释，仍应当与规范主义的法律方法、宪法一般原理相契合。[58]参见吴锦标：《行政处罚法定原则及其法律价值》，载《法律适用》2005年第9期。

See Shelley v. Kraemer, 334 U.S. 1 （1948） ;Burton v. Wilmington Parking Authority，365 U.S. 715（1961）. [35]参见[德]黑塞：《联邦德国宪法纲要》，李辉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53页。[14]参见陕西省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安中行终字第00024号行政判决书。

可是，本案中两者无法构成具体联结—在事实层面，《江西省凭证运输木材名录》中未包含阴沉木，即屈保龙所运的16根阴沉木不属于凭证运输的木材，进而行政处罚无据，而非处罚决定侵犯了他的财产权。[25]See Neil MacCormick, Legal Reasoning and Legal 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p.152. [26]参见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4）黔东行终字第159号行政判决书。

外在理论将基本权利视为原则，其确定的保障范围，取决于该基本权利与限制基本权利的规范彼此间结合个案事实进行衡量的结果。因此，确定某一行为是否受基本权利保障，仅需审查该行为是否落入该基本权利由其内在界限划定的保障范围即可，这正是涵摄的适用方式。但在公民附带违宪方式中，法院所作的违宪判断却指向私人之间的侵权法律关系，即基本权利规范在公法案件中被作了私法化运用，这种将基本权利规范无条件地直接运用于私人之间的做法，模糊或消解了立宪主义所立基的公域与私域二分之基本立场。[14] 而姜跃春诉滦平县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案（2014.08）则关涉《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第2项的适用。

2．基本权利法律保障理论的误用 在基本权利限制方式中，行使权利违反法律、法规这一权利限制条件存在对基本权利法律保障理论误用的问题。[30]参见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页。

二则，对行政处罚规范存在两种以上解释可能时，在多项解释方案中做出合宪性选择，确定法律解释更为合适的方案。[54]若合宪性解释超越法律的文义界限，其已并非狭义的解释，而涉及法律的漏洞填补，实质上成为法律的合宪性续造。

林来梵：《宪法学讲义》，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344页。而作为合宪性解释依据的宪法规范，尚须与个案事实相契合而形成具体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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